□ 张连红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回望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更折射出日本军国主义必然覆灭的历史逻辑。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审视南京大屠杀的教训，正是要揭示一个永恒的历史逻辑：任何违背人性、践踏正义、挑战文明底线的侵略行为，终将被历史洪流所吞没。

反人类暴行：军国主义失去道义而走向自我毁灭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持续6周的大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惨遭杀害，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等暴行罄竹难书。这一暴行不是孤例，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膺惩支那”政策的集中体现之一，其本质是对人类文明底线的公然践踏，也注定了其在道义上的彻底破产。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逻辑企图建立在“种族优越论”与“殖民扩张论”之上。自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形成“脱亚入欧”的对外扩张思想，将亚洲邻国视为“劣等民族”，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的“圣战”。这种扭曲的战争观，在南京大屠杀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日军不仅对平民和战俘进行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更以“杀人竞赛”和“杀人游戏”等方式炫耀暴力，蔑视生命。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强奸妇女，并实施“慰安妇”制度。这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残暴和荒唐行为，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

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以及报道日军占领南京后暴行的记者几乎一致认为，南京大屠杀必将成为日军和日本名誉上的巨大污点，极大地暴露了日本在道义上的彻底失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明妮·魏特琳女士在其日记中写下：“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哈立德·阿本德观察认为，攻占南京这一辉煌的战斗将不会被作为光荣的纪录写入日军战史，它必将在历史上写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后悔不尽的一页。

历史早已证明，战争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军事力量，更取决于道义立场。道义的丧失昭示侵略战争必然走向失败。1938年9月《魏特琳日记》记载一位来访的金陵大学1930毕业生的信念：“他相信日本永远不能成功，因为没有哪一个残暴的民族能长久。”一位名叫邰常仁的金陵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偷偷打字保存日军南京暴行的文献时说，他坚信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南京大屠杀的真相通过外国记者、传教士、外交官的记录传遍世界后，引发全球正义力量的强烈谴责。英国《泰晤士报》呼吁“文明世界应共同声讨这一野蛮行径”。南京大屠杀也标志着日本对华战略从有限的“惩戒”彻底滑向无节制的全面征服，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南京的陷落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更广泛、更持久抗战的开始。

不屈的怒吼：南京大屠杀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日本军国主义越是依赖暴力，越能激发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侵略者在南京实施的恐怖战术非但没有摧垮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战的“最强动员令”。

随着中外人士对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不断揭露，“不抵抗即亡国”的共识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坚定信念。1937年12月25日《武汉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倭寇在南京屠杀，已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惨痛的一页，永久不会忘记的仇恨……我们只有抗战到底，誓死不屈。”《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撰写了社评号召全国人民“为匹夫匹妇复仇”。中共中央海外机关报《救国时报》较早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强烈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抗战，“为了自己与子女争生存，为了民族与同胞复国仇”。

一些西方观察者也指出日军攻占南京后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报道南京大屠杀时说，“掳掠京城、蹂躏民众，日军在中国人心里深深地埋下仇和恨，这种仇恨日积月累便会形成东京表示要尽力从中国根除的抗日意志。”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认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卡波特·科维尔1938年4月到南京访问后认为中国人的“悲愤之情会一直激发持续的攻击，直至把日军赶走”。

南京大屠杀成为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民众坚韧抵抗的强大动力。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以“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展开游击战争；在正面战场，数百万将士前赴后继。这种全民族抗战的觉醒，从某种程度来说其根源在于日本的疯狂侵略和南京暴行的刺激，一直警醒着国人誓死不能做亡国奴。

文明与野蛮的对决：世界正义合力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车轮

侵华日军制造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后，世界舆论纷纷谴责，但日军失去理性的疯狂暴行未能收敛，反而愈演愈烈。特别是731等侵华日军细菌部队，为了研制细菌武器，违反医学伦理，利用活人做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反人道的暴行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更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

事实上，日军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其反人类文明的暴行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人民，在进攻南京前夕，日军轰炸了停留在长江中航行的美国军舰巴纳号、英国军舰蜜蜂号等，占领南京后对英美德等国的外交官和财产进行了殴打和肆意抢劫，失去人性的日军甚至连其盟国德国的财产也没有放过。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更是用自杀式非人性的方式偷袭珍珠港，其后在东南亚一带制造了马尼拉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虐待俘虏）、性暴力犯罪等暴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在世界各地犯下的各种暴行极大地践踏了人类文明。

其实在战争伊始，许多观察家就敏锐地观察到日军的野蛮暴行可能会祸及整个世界。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指出，如果日军内部那些喜欢野蛮行径的人认为美国的抗议只不过是布鲁塞尔会议的伪善决议的话，那他们一定会把挑衅行为加剧。其结果是这种野蛮的行为就更具挑衅意味，代价就会远远高于今天。他警告世人：“如果今天我们不冒险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话，那么将来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野蛮暴行日益失控。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其后设立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启动对战犯的追究调查。这种对战争暴行追究机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利益结合，而是对“文明不可侵犯”的集体捍卫，其后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对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南京大屠杀所揭示的“文明危机”的共同回应。

历史的辩证法在于，挑战文明底线者终将被文明所淘汰。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铁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文明价值的胜利——它证明了任何试图以暴力征服世界的野心，终将在人类文明的正义力量面前彻底破产。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国家记忆和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