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建华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者、始终坚持者和积极巩固者，始终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擎旗铸魂，动员一切可能的反侵略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们，打倒一切帝国主义。9月22日，中共中央就九一八事变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武装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成立反帝组织，或掌握已有的反帝组织的领导权，开展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在东北伪军中策划兵变和开展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
及至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决定以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为团结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发出宣言，表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其后，从《八一宣言》到《论反对帝国主义策略》，从洛川会议到《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通过主动缓和阶级矛盾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中国共产党仍以抗战大局为重，斗而不破，始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一次次化解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风险，顾全大局，成为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抗日爱国热情，为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抗战之所以取胜的根本政治保证。
科学把握战争规律，引领全民族抗战的发展方向
随着大批国土沦丧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一些当时颇有身份和影响力的人只看到日本恃强侵略的一面，大肆宣扬“抗日亡国”的论调。“速胜论”者也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但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大国身上，幻想依靠美、英等国的干预，迫使日本停止侵略；或者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帮助中国战胜日本；甚至有人幻想日本国内发生变化，从而迅速结束战争。这场战争将向何处去？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认真学习《战争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全民族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谬论：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都是非科学的。文章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发展规律、战争性质等角度，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和前途，从而指出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论证了中国必胜的战争结果，并深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持久战》在结论部分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文章最后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以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铸就反侵略的铜墙铁壁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抗日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全面抗战路线、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为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目的就是要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和各抗日党派，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为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抗日民主政权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提高他们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以利于联合地主阶级抗日。根据地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为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中共领导人以身作则，带领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解决了抗日军民物资匮乏问题，也再一次印证了战争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冀热辽、山东等19块抗日根据地。正是有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踊跃抗战，才带动了全民族的抗战力量，铸就了反侵略战争的铜墙铁壁。延安是抗日救国的根据地，也是“制造新中国的试验场”。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对比重庆和延安后，不禁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由衷赞叹。
以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创造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积极支援正面战场作战，取得辉煌战绩。人民战争改变了常规战争的形态，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也跨越了战场的边界，换句话说，战场的边界是开放的，城市与乡村中，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都是战场，由此形成了多种作战形式，灵活机动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辉煌战绩。从1940年8月到12月初的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从此，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抗击着日军的主要力量。
美国海军上尉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1937年底至1938年间两次造访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参观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及绥远、察哈尔等地。卡尔逊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必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会成为抗战的主要动力。他还预言，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使中国有了成为世界伟大强国的希望。卡尔逊坦言：“中国共产党会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作出任何让步与牺牲。我坚信，假使中国其他政治派系停止了抵抗，中国共产党也会孤军奋战至最后。”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