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民

苏州“外卖诗人”王计兵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成为首位荣获这一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外卖骑手。在接受采访时，他说，“今天最想做的是出去送外卖。”

如果王计兵当天有时间出去送外卖，他会发现一些变化。7月14日，苏州正式试点将路口等红灯时间计入预计送达时间，困扰外卖骑手多年的“等红灯焦虑”有望得到缓解。此举乃全国首创。

“低处飞行”，是王计兵获奖的诗集名称，精准概括了外卖员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们奔走在城市的街道与楼宇之间，以最快的速度抵达每一个目的地，像鸟一样贴地飞行。但飞行的代价是红灯前的焦虑、超时后的罚款，面对“守法就超时、抢行保收益”的安全困局，他们是“赶时间的人”，被系统设定的“倒计时”追赶。

如今，平台经济塑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日常。外卖、网约车、快递、货运……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被装进算法里，按照系统派单、计时、考核、奖惩的逻辑运转。这套逻辑让配送越来越快，接驳越来越准，调度越来越细，但算法只追求效率最大化，把现实世界简化成一张地图，把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一串可被优化的数据点，问题也随之而来。

今年3月，无锡一名外卖员闯红灯与机动车相撞被当场撞飞；4月，东莞一名骑手凌晨配送时为“抢秒”撞车身亡。时间至上，算法“看不见”红灯，骑手却要为这个“看不见”买单。过去几年，与此相关的公共讨论很多，但真正落地的制度性改变相对较少。2025年，全国总工会推动15家平台企业开展算法协商，但协商结果多停留在平台内部的“优化调整”，缺乏外部强制力量的介入。

苏州首推新政，“首”就“首”在它不是“建议”平台修改规则，而是由交管部门直接介入，打通公共数据与平台数据的壁垒，用制度力量强制算法“看见”现实。调整时间的刻度，调整的其实是对“人”的尊重。对用户来说，可能就是多等几分钟而已，但对外卖员来说，“安心等红灯”关涉的可能是健康和生命。

除了“等红灯纳入预计时长”“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等具体措施外，更值得思考的，是新政释放的信号：当平台算法的内部规则开始产生广泛的外部社会成本时，政府将主动“接管”算法的修正权。这意味着，商业平台的算法规则，不能再被视为“内部管理”问题，而被纳入公共治理议题。

这也意味着，苏州“首创”的意义，将超出外卖骑手群体本身。外卖骑手只是第一个切口，模式成熟后将推广至网约车、出租车、货运配送司机等更多新就业群体。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赶时间的人”，都是“被算法追赶的人”。同样的“极限状态”设定，同样的被困在系统之中。事前预防、制度托底、从点到面，新政有望惠及所有奔波在路上的人。

算法既然可以被修正，不妨继续追问：还有哪些领域的算法规则需要被公共治理“看见”？配送时长只是算法治理的冰山一角。推荐算法的信息茧房、定价算法的价格歧视、招聘算法的隐性歧视、监控算法的隐私侵犯……算法的触角已经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谁来确保这些“看不见的规则”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仅仅是商业利益？公共权力可以、也应该适度介入算法的运行，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再平衡。

“外卖诗人”王计兵被文学“看见”了，更多“赶时间的人”也被制度“看见”了。一座城市，既应赞美劳动者的坚韧，更要为他们的坚韧提供稳稳的支撑。城市治理“下场”为算法纠偏，苏州开了个好头，期待更多城市、更多领域，能够迈出更大步伐，让所有“低处飞行”的人，都能被制度善意温柔地接住。